违章停车虽有故意或者过失,但这种故意或者过失不是因为构成道德上的恶才成其为法定的恶,而是因为法律规定其为恶才成其为恶。

在庭审阶段结束后，审判长需制作事实列表，以供陪审团表决。以上是对在一般情况下制作问题列表进行的规定。

如今，陪审制度的应有作用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实务中陪审员随法官出庭基本上不发言，法庭合议时也是职业法官说话，陪审员附和，[1]也即理论界所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众所周知，传统英美法国家在审判方式上采用对抗式。所以问题列表制度中的问题清单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合了控辩审三方对案件的看法。在问题列表的具体设计方面，《俄罗斯刑事诉讼法》也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22] 根据《犯罪与刑罚法典》规定，审判长对每一个情节都要向陪审员团提问三个问题。

[41]不仅如此，在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的关系上，二者分工明确。这就导致民间智慧与案件复杂性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显然，以上这种法律和行政规定并用，甚至于在法院判决中并用，是和西方法律十分不同的。

（亦见白轲，2014） 共产党成为一种超级政党诞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民国初年的议会体制下，众多（类似西方意义的）政党在议会中争论纷纷，但实际的权力则被军阀所掌握，议会的争议因此多脱离实际权力的运作，乃至不切实际。（三）对抗性的法律 以上是在形式化法律的成文法范围之内的一些弊端，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成文法律覆盖范围之外的弊端。它不仅来自道德理念的考虑，更带有实用性的、行政手段化的一面。（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6。

同时，也为这些地区较高的社会公平度奠定了基础——此点可见于它们如今的基尼系数：日本为37.6，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行第65名。其中的关键是法律重形式和条文多于实质。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及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它的自我定位不仅是人民意愿的总代表，还是超前于其意愿的代表，也可以说是国家正当性的终极来源，赫然超越于国家机器之上。而乾隆帝从此出发，对国家法律做出一些具体、实用性的阐释：说明十岁以上的杀了人的儿童如果与被害者年龄相差四年以上，并且长期受到其欺凌，可以上请收赎体刑，免去死罪。作为一个超级政党和其自我定位为超越于国家之上的超级正当性实体，它的党章的序言带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宪法的性质。受其伤害的则是被完全忽略其利益和意愿的农民大众。

更有进者，田雷已详细证明，中央政府在处理省际纠纷问题时，也会采用一种行政调解的方法。更有进者，国家如今所采纳的合作社施行方式是完全依赖立法，通过颁布法律来设定专业合作社的蓝图，此外则主要依赖民间的自发性来组织这些合作社，完全没有借鉴日-韩-台历史经验中的以村庄社区和其上的各级行政单位为组织框架的半政府型组织，并由其接管之前的地方政府相当部分的支农资源和功能。至于劳动法，如今在模仿美国、法律形式化、偏重经济发展以及资本更甚于劳动者的大潮流下，凭借行政手段来适当维护劳动者至为紧迫的需要，也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做法。（当然，它也同时带有众多组织规则——关于党员、干部、纪律、统一战线、党领导军队、宣传等——的内容。

（Weber， 1978［1968］， Vol. 2：655-658） 韦伯的历史叙述最终特别突出了西方的优越性，把其历史说成是个一贯朝向现代形式理性法律形成的过程。中国在最近一个世纪中已经（沿着中华法系传统而）创建了规模相当庞大、有效的警察处理未成年犯法行为的系统。

田雷，2014，《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微山湖问题与中国的调解式政体》，载黄宗智、尤陈俊（编）：《历史社会法学：中国的实践法史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第291—320页。其原意是为了减轻法庭的负担，规定一再犯罪的人，在第三次犯罪时将被重惩，长期监禁（起码20年）。

这个变化可以清晰地见于近年来的劳动立法中对劳动关系的严格和狭窄的定义，越来越把大多数的劳动者排除于其外，把他们纳入了不受劳动法律保护，或只受十分有限的保护的劳务关系和劳务派遣的范畴之下。在实际的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狭义的）成文法律的援用，也能看到对国家政策以及行政部门的条例等的援用。此外，西方基本没有像中国（古今）那样庞大的，存在于社会的非正规体系——韦伯在其论述中因此并没有考虑此点。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对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性质不同的说明，确立了其超越其他（一般意义的）党派的领导地位，亦即这里所谓的超级政党。以儒家思想来衡量，康德的思想要远比韦伯的更包容和中允，而那样的思维也是数千年来主导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并且仍然可以清晰地见于中国如今的正义体系。党章的序言因此可以说是比国家宪法序言要详细得多的宪法性序言。

西方意义的政党是处于国家和法律之下而进行党派之争的实体。它一贯是法与政长期结合于正义体系整体之中的制度——法律可以是对行政的约束或规范，反之，行政也可以是对法律的约束、重新阐释、限定，乃至于背道而驰。

韦伯的形式主义VS.实质主义两大理想类型，一定程度上捕获了以上的不同。至于少年与儿童的改造、感化、教养、习艺等，公安部门确实可以比法院系统更灵活、实用和低成本地处理犯法的未成年人。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b：87-89）而西方后来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唯我独尊气势，包括韦伯在内，其实是失之片面的。虽然如此，在国家设定的不符实际的蓝图之下，仍然有一些是真正起到为小农服务作用的合作社，其数量可能达到所有合作社的20%。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当然，在劳动法适用范围层面上，作为行政机构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本身也通过行政渠道直接参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审定。另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根据地和毛泽东时代的离婚法系统。他曾指出其昂贵的律师费用问题（韦伯，2005：225），但并没有点出昂贵费用与形式理性法律的独立性、封闭性和高度专业性直接关联的事实，更没有能够考虑到实质理性相对形式理性的可能优点。

而且，在贪污和腐败方面，集权于单一政党（或行政长官）的威权统治并不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官员贪污和腐败——以廉政著名的新加坡和香港便是实例。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的离婚法实践采用了同样性质的规定：法院不受理未经区人民政府行政单位调处的离婚争执（黄宗智，2014a第3卷： 82。

党章因此显然具有双重的性质。如今需要的也许是，在公安部门调处轻罪纠纷以及设置感化教养机构之外，适当补之以法院监督的系统，使未成年犯法者可以通过向（未成年人）法院申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

党史中历次偏激的肃反运动，也是来自历史的教训。说到底，中国的正义体系一直都没有完全采纳西方那样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长期，直至今日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援用了中华法系的政与法并存、结合的传统。

黄宗智，2010，《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载《中外法学》第5期，第721—736页。它既来自古代的法律传统，也来自解放区全民战争的传统。亦见黄宗智，2014a第3卷：附录三。（五）合作社法 本文最后要讨论的实例是如今（2006年颁布，2007年开始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三）自首法律中的政法结合 正如蒋正阳（2014）所说，中国传统的自首法律是从适当给予犯罪人悔改机会的道德理念出发的，可以据此减免刑罚，并允许亲属代首。而且，它区别可资调解来处理的案例（一般多是没有明显对错的纠纷）以及要明确分出对错的法庭断案，不像形式法律那样把所有纠纷都纳入明分对错，推向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框架内来处理，因此而引起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长时期的、昂贵的对抗性法律纠纷。

其中关键是警察部门确实有可能过分专断（譬如，可见于其相当广泛依赖刑讯逼供的现象——黄宗智，2010，尤见727-730）、滥用职权。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基本完全仿效了西方的（被认作为国际通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

在他的历史论述中，其他各大文明都是和西方对立的，都是实质主义、非理性的。这正是改革期间中国正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